李克强总理最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五大举措促社会办医健康发展。择其要点概括，即是：一、简化医疗机构设立审批，取消床位规模、地点等限制。二、支持通过股权、项目融资等筹集社会办医资金;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纳入政府补助。三、探索以公建民营等方式建立区域性检验检查中心，面向所有医疗机构开放;推进医师多点执业。四、落实社会办医各项税收优惠，将社会办医纳入医保定点范围，职称评定等享受与公立医院同等待遇。五、完善监管，建立退出机制等。

　　这五大举措，多被解读为“松绑社会办医”的关键性变革，因此受到业内和媒体高度关注，点赞的不少。

　　鼓励社会办医，倒也不是才有的思路。据6月10日《光明日报》的评论文章引述：早在2014年1月，国家卫计委等有关部门就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2015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又通过了两个医改文件，鼓励社会办医、放宽中外合资合作条件。有了这么多有利条件，社会办医为何还是没有多大起色?

　　在《光明日报》此篇评论的作者朱达志看来，这主要是因为：“上述"若干意见"强调区域卫生规划和设备配置规划，其实也就将社会办医纳入了行政规划，这实际上抬高了社会办医的门槛、抑制了社会办医的活力。”而此次明确的五大举措，则有望为社会办医进一步廓清空间。他尤其看好取消床位规模起点要求和区域内医疗机构数量与地点限制这两项“松绑措施”，认为“具有釜底抽薪的意义”。

　　社会办医需要“降低门槛”，是多位论者的观点;但是究竟“如何落到实处”，则是问题深入之后难以绕开的症结。《潇湘晨报》的评论作者吴帅，同时也是一名执业医生，他用自己了解到的业内信息向读者讲述了一种现实困境— 一位业界知名的医生想开设一家诊所，她不仅要面对店面巨额租金，还要建设药房，聘请专门的药剂师和护士……成本均摊到单次诊疗费上高得吓人，如何与公立医院便宜的挂号费竞争?吴帅因此在评论中说：“在中国，个体普通门诊一定有必要配备这些设施、人员吗?”

　　按照这位医生的观点，办医成本如此之高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民间的药房药店多到已有恶性竞争之嫌，何必还要求医生办诊所的同时必须办药房;不少医院的检验设备都处于闲置的状态，完全可以让个体诊所利用，而不是各自为战，造成资源浪费;最后，医生要做某些手术，还可以到医院租借手术室使用，进一步降低办医成本，还能够确保医疗质量……

　　医生们考虑的，是把紧绑在社会办医理想之上的束缚尽快解开;而公众看重的，则是大举促进社会办医之后，能否真正改变看病难、看病贵的沉疴痼疾。否则，公立的“医老虎”没管住，又放出一批民营医院的小怪兽，岂不苦哉?

　　持此疑虑的，有《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评论的胡印斌。他提出：面对社会办医，必须处理好“松绑”与“监管”这两个目标的关系。“一方面，固然应该立足于"松绑"，诸如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相关审批，给社会办医一个公平的市场发育环境;而另一方面，还应在提高监管水平方面下大力气，以求社会办医能够在正常的环境下运行，不至于总是成为民众吐槽的对象。”

　　作者提出：“不仅要降低社会办医的门槛，给社会办医以"国民待遇"，让民众有更多的就医选择;也要同步强化监管，将社会办医与公办医疗放置在同样的监管平台之上，一视同仁，以监管促规范，以监管求发展。”

　　“社会办医的真正出路在哪”— 这是《广州日报》唐钧的评论文章的题目。对于今年以来一路绿灯的社会办医，对于把社会办医当做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有效路径的改革思路，作者还有两个关切之问：第一，社会办医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第二，社会办医怎样才能起到作用?

　　对第一个问题，这位社科院研究员的回答并不乐观。他认为，中国目前的医疗服务体系问题是结构性问题，除少部分地区外，问题并不在于医院的绝对数太少。比如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大医院”或“好医院”可能人满为患，但与此同时更多二级医院、一级医院，却又病人很少甚至门可罗雀。因此，相当多的医疗资源实际上被闲置，远没能发挥其作用。而优势或稀缺的医疗资源— 比如高素质医护人员— 向一些“大医院”、“好医院”集中，也自有其客观规律性。在此前提下，利用社会办医发展增量或者盘活存量，可以发挥作用，但显然无法与传统的“大医院”、 “好医院”匹敌。

　　对于第二个问题，唐钧研究员的分析倒颇有启发性，他认为：要尽可能地让高水平的医生和医院为更多病人服务，加快大医院的病床轮换频率(中国的病床的周转率平均为21天，是美国的3倍)，当病人转入康复医院时，可以带着高水平医嘱，充分利用社会办医资源，以降低医疗服务成本。他认为，这才是“社会办医的真正出路”。

　　究竟是争取松绑，与公立医院一较高下?还是各取优势，在现有格局下寻找独特的发展空间?束缚渐脱的社会办医，仍需寻找自我实现的现实路径。

　　来源：华夏医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