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亚当*斯密

　　在北上广咖啡厅、茶馆的角落里，那群提着笔记本电脑，满嘴痛点、闭环、O2O的移动医疗一族，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已显沉寂。取而代之的，是一波衣着正统、年近不惑的医生。这些人原本应该出现在各大机场的贵宾休息室，然后飞往全国各地的医院接揽“私活”。而今，他们抽出宝贵的时间，开始找寻合伙人、律师、资本、医疗机构等，谋划着自己的集团。

　　在2015年短短5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有不下20个医生集团先后宣布成立。媒体对于这些雨后春笋般的医生集团，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热情。万峰、张强、孙宏涛、“岭南三剑客”、哈特瑞姆等个人和集团的品牌和模式迅速为业内所熟知。再加上政策明确的导向和鼓励，一时间，医生群体的创业激情被撩拨得十分高涨。

　　井喷式的繁荣背后，是群体的原始欲望被激活

　　在中国，医生收入的多与少存在很大争议。大部分的中国医生，作为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享受的是事业单位统一核定的工资，加上一些奖金和绩效，构成了医生的账面收入。这个薪酬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医生收入的零头，体现不了医生的工作价值，更不能覆盖医生职业的投入成本。

　　财政长期的供给不足和制度的压抑，让医生的收入来源滋生了多条灰色途径。药品回扣、走穴开“飞刀”，甚至收受红包等。与此同时，医生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医生整体薪酬的透明度也大大降低。如此一来，拼命干活却收入甚微的小医生怨声载道;身价不菲的大医生则对自己的收入讳莫如深。扭曲的现实就造就了这样一股力量：小医生渴望多挣钱，大医生渴望挣体面的钱。

　　一些创业的医生听了上述表达可能会不乐意。在各类医生集团的宣讲PPT里，医生集团的成立至少被赋予了以下的目的和意义：改善患者体验，改善医生职业体验，探索新型医疗服务模式，成为医改突破口……这些高大上的说辞，终究不是医生自发成立集团的真实动力。真相或许只有一个：在挣钱的同时，捎带起到了这些社会作用。

　　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富论》里早就用“看不见的手”理论，阐明了这一点。凭本事挣钱何必遮遮掩掩，只是体制的束缚使然。

　　那么，是时候摆脱体制了吗?

　　既然对医生而言，创业的目的如此单纯，摆脱体制的时机选择便也成为简单的利益权衡--只要跳出体制，获益大于体制内的既得利益，必然有先行者义无反顾。

　　体制内的医生，作为一群标准的既得利益者，享受的是国家和政府赋予的职称和头衔，工作的单位是积淀深厚的公立医院，在老百姓心中也是神一般的存在。如果离开了这层保护伞，他们或许将不再是专家，甚至变为无人问津的“黑医生”。

　　中国医生集团的拓荒者，“万兆开心公司”创始人万峰的经历，用教科书式的答案，给所有想跳出体制的医生上了一堂实验课。

　　作为一名体制内培养出的医生，万峰的履历光芒耀眼：他是全国心脏病手术病例最多的专家，他和团队创造了心脏手术的9项“中国首例”，他被《华尔街日报》誉为“世界跳动心脏外科的先锋”，还被《远东经济评论》评为封面人物。

　　离开体制后，万峰却遭遇了多重打击：作为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的创始人之一，万峰担任第一任会长，后来因为在体制外工作，险些失去连任的机会;病源稀少是万峰面临的巨大困扰，作为功成名就的大医生，他可以等病源，但是团队的年轻人不能等，没有手术的历练，年轻医生就会荒废;不在体制内，学术课题的申请，根本就连资格都没有，更不用奢谈学术地位。再加上人才招聘困难、资本运作的凶险和复杂。

　　几经辗转，万峰又回到了体制内。而中国却没有多少医生能如万峰一样，来去自由。

　　现实的情况是，鱼和熊掌，中国的医生都想要。于是，在2015年4月初，“体制内医生集团”这个概念刚一出现，就立即引爆了医疗圈。

　　“大家医联”的创始人，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副主任医师孙宏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因为我们是理想现实主义，如果从公立医院辞职自由执业很纯粹、很好，但是在现实条件下，很多医生没有个人品牌，这个品牌的塑造需要一个过程。留在体制内，我们一方面可以获得医、教、研这种平台的滋养和积淀、上升，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多点执业的形式，实现我们的理想。这是一种双赢。而且，体制内医生加入我们团队，不会有太大的选择成本和沉没成本，牺牲不会太多。”

　　政府部门的支持态度，如何拨动利益天秤

　　2015年5月11日，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方来英在梳理该市2015年医改着力点时指出：鼓励链接大医院和社区，为患者提供连续诊疗服务和疾病管理的专科“医生集团”的组建。

　　哈特瑞姆心率专科医生集团发起人之一，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副主任医师田颖也在公开场合表示，北京市医政医管局局长封国生对于哈特瑞姆医生集团的成立也表示支持。

　　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来考虑，“医生集团”的出现，在不影响公立医疗机构整体运行的基础上，并非一件坏事。然而，医生集团的发展，却不见得会朝着多赢的方向。

　　首先，公立医院的医生，其身份和使命注定了要和医院捆绑在一起，因此在公立医院已然十分沉重的临床、科研和教学的压力下，医生们还要腾出一部分时间来运作医生集团，势必会牺牲一部分公立医院的利益。在业内人士看来，医生尚未脱离体制的前提下，作为“单位人”，如果其合伙公司举办营利性诊所，将面临法理上的悖论，即营利性企业对公共资源“搭便车”。

　　其次，政府鼓励的多点执业政策，是在承认旧有体制前提下的多点执业。其希望的是医生在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联合体内的多点执业，因此这样的政策并不是彻底解放医生、解放市场。

　　尽管，体制内“医生集团”的出现或许并不能让患者就诊的体验改善，也不能推动分级诊疗的实施，或许只是让医生光明正大地多挣点钱，但是其意义也不容忽视。因为在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困局中，最具活力，也是医改最中坚力量的医生，能够切实参与进来，应该不算一件坏事。

　　最后，作为体制外先行试水的张强医生集团，理应得到社会的关注和尊重。他们所走的路，才更像是真正意义上的“医生集团”。

　　来源：健康界